《我是刑警》在台网两端全部收官。数据双高的同时，观众不吝送上“2024年剧王候选”的美誉。这在剧集播出前，恐怕很难预判。大热的悬疑赛道似乎默认：朴素又踏实的破案过程“旧”了。但，有人不信。
接受本报专访时，编剧徐萌说得坦然：“从一开始，我就不打算惯着谁。”对市场、对观众、对所谓类型剧的“潮流”风尚，甚至对自己的创作经验，她都不愿“惯着”。这些年，业界不乏拿着受众画像、收视曲线、观看习惯等大数据分析去订制剧本的生产法则。
“这不就是看着后视镜开车？”徐萌觉得，那应该对广告招商有意义，但于创作无用。编剧不该是一味追赶潮流的人，因为永远会有新的潮流在前方；编剧也不该是讨好观众或看轻观众的人，因为今天的观众比想象中更深刻、更见多识广。
与记者复盘《我是刑警》一剧之本的诞生路，徐萌所述，与其说是一位得过“五个一”、捧过飞天奖的资深编剧将16万一线刑警、35年刑侦发展融于38集剧本的叙事雄心，毋宁看成这位“不拐弯”的创作者在追求现实主义的征途上为自己厘清的一些为与不为、信与不信。那是她练就笔力、眼界、胸襟的来处，更是一部正剧、大剧的起点。
正剧何处起笔？徐萌信奉的编剧武功“唯真不破”，事真、人真、情真，“包真的，生活所求无非一个真、一个信”。她庆幸，在追求现实主义创作的接力中，导演、演员、制片、出品方等全流程把心、把经费燃烧在了实处，“我真想给他们‘磕’一个”。她更欣喜，“不惯着”的勇气找到了许多同路人。《我是刑警》曲终时人不散。有网友细细整理自己一路追剧一路写下的十多篇、上万字笔记，徐萌转发配文，“向您致敬，向生活致敬”。
“一人知我，不恨天下。”何况，是那么多观众的回馈。
“扒火车”的人
刚收到《我是刑警》总制片人郭现春邀约时，徐萌犹豫过。虽曾参与《湄公河大案》的策划，接触过相关领域，也看过乌国庆、崔道植等刑侦专家的事迹材料，但对他们的故事心心念念是一回事，写剧本是另一回事。“剧本不靠编。”她说，没有自己下生活得来的一手素材，创作无从落笔。不过，郭现春信任她，因为笃信共同的现实主义信条。
2019年春节刚过，剧本进入策划阶段。徐萌先从“百佳刑警”的资料里获取初步认知，但还远远不够。团队把对剧集的期待凝练为“真实性强、立意高远、政治站位高”13个字，这既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艺术标准，也是层层加码的创作升维，要真正兑现，很难。“取法其上，得乎其中。”徐萌第一个为难的，是自己。
“一开始一头雾水。”她不讳言，熟练工遇到新难题。有专业壁垒，提不出问题，受访者们又纪律严明、为人低调，没人坐下来就侃侃而谈自我表扬，该保密的更是守口如瓶。怎么撬开刑警的嘴，让这群日常发问的人敞开心扉？徐萌不着急开口。每天到了下生活的地方，她坐在边上先观察。他们怎么交流，内部结构什么样，系统如何运转，诸如此类，调动所有感官去感受一个特殊行业的气质。渐渐地，她开始和刑警们聊天，聊到不明白的，连夜查资料。有关键词就有了入口，下次再聊就有了话题，随后是逻辑、故事，所有东西一点点“薅”出来，拼图越攒越多。
编剧徐萌
她把跨行业的采风比作“扒火车”：“时速300公里，有本事扒上去，跟着走一趟，你就会了。没本事会被甩下来，表明双方没建立信任，打不开界面，捞不到干货。”第一趟“扒火车”，徐萌写了20万字大纲，干了几十年的刑警说都对，但还差点意思。这相当于编剧的时速上了100公里，可以再“扒”一趟。8个多月、两轮采风，行业的基本面貌在她心里渐渐清晰。
“今天一线刑警的风貌跟固有印象相比变化很大。”徐萌说，他们太聪明了，“是时代‘养’出来的自信和自洽。队伍里很多高学历、高知人才，学法律、生物、化学的有，中文专业、艺术专业也有”。整支队伍人才升级、系统升级，这激发了编剧的创作兴奋点，也是剧的戏眼。“如果没有公安系统装备和算力的迭代，我想我不会去写一个艰苦卓绝、好人好事式的破案故事，因为已经有人做到过极致了。”徐萌认为，故事需要时代的气息。“刑警守护人民安全，忠诚、热血、担当、无私的精神内核没变，但装备变了。”她想写的，是动态发展的“变装不变芯”，和平年代，有一群高水平、高忠诚的人用硬实力守护我们。
“写乡愁”的人
2020年4月，剧本正式落笔，到第一稿完成，徐萌花了5个月，写得酣畅淋漓又“奄奄一息”。多年编剧经验和对刑警队伍的敬意，让创作充满了热情。可同时，讲故事的本质不是卖弄奇技淫巧，相反，需要刀藏背后，“几乎耗尽心血和毕生所学”。
过程有些类似思维导图，有大脉络，“讲犯罪不是为展示犯罪”，大小案件背后得埋伏国家法治化、现代化的进程，以及延伸出的世情世相等；有密密麻麻的细部，“写剧本不是摊大饼”，叙事呼吸、人物成长、专业严谨、戏剧冲突等，太多取舍平衡的学问。
比如开篇“西山矿案”，既充当乐章的“强拍”，第一声便引人入胜；也如同整个故事的序，引出秦川刑警路的起点，定下全剧纪实风格基调，还要讲清犯罪的残酷本质，写清刑警传统破案的方式和牺牲精神。
比如人物，观众对剧有了基本认知后，人物开始一笔一笔生长。他得符合客观规律、体系逻辑，是被“这一片”土地滋养孕育着的。不然，光顾着破大案、抓罪犯，爽感固然有，人物却无根。
“秦川不是爽文大男主。不仅不爽，我把他放在门轴里来回磋磨，挺‘狠’的。”徐萌用“肉体凡胎”“大海捞针”“手工作业”来形容主人公及其境遇。虽然行业里涌现过战绩彪炳的英模，但职业本身不浪漫也不传奇，它可能异乎寻常的枯燥琐碎，仰仗一步一脚印的苦功夫。这样把剧中办案过程做扎实了，剧集开播后，各地刑警纷纷点赞。而创作者的初衷不止于此，“我们生活的土地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，老百姓感受得到。创作者致敬英雄队伍，更是为了把社会安宁的过程告诉大家，让观众看见这群人日拱一卒的付出”。
徐萌深知，写破案，就不能只写破案，功夫在诗外。“要紧的是人，他们的状态、关系、认知等等，世间所有事不外乎人情世故。”站在编剧视角，刑警办案是伸张正义、守护人民，同时也是“秦川们”的打工日常。某种程度，她把《我是刑警》当职场剧写。
秦川与胡兵从“奈何抬头又见你”，到辛酸中前嫌尽释；秦川拜访武英德，从最初踟蹰不定，到熟门熟路提着水果来、带着20块钱走；张克寒一案战线持久，有些系统性问题暴露出来，条块分割、荣誉文化、技术局限，哪里痛打哪里；清江爆炸案熬得再痛苦，秦川也不愿对基层干警放狠话，他说“我不能骂他们，因为我没机会面对面地‘疼’他们”……处处渗透着“人和环境”。
“不同立场、层级间的交流，观众爱看爱琢磨。”徐萌说，这就是生活世相，“它复杂多维又深刻，创作者别妄图‘欺负’观众，想着把光鲜背面的粗陋隐藏，其实所有粉饰会被识破”。假如表达是真空的，那么讴歌无意义。
事实证明，观众为真创作埋单。网友在社交平台写：“东北长大的孩子，望着熟悉的街道、熟悉的人，看着看着哭了，这是我的乡愁。”刷到评论，徐萌当时就流泪了：“创作不就是记录乡愁吗？那里连着童年、故乡、所有美好情怀。观众能从刑侦剧里看见乡愁，我夫复何求！”
后来，徐萌想，观众给《我是刑警》冠以“中国式刑侦”之名，大抵也是乡愁奏效了，“它不是美剧、日剧、韩剧流行的某种派别，就是中国流”。
“交真心”的人
不少人略感意外，为硬核刑侦大剧奠定一剧之本的，是位女性编剧。
所谓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、写法差异，徐萌坦言“假设不了，也不太认同”。在她看来，自己写刑侦剧，一来长了“数理脑”；二来，思维和作风有锐气、有锋芒，和剧的气质相投。但这些其实并不与性别强相关。如果非要说女编剧特殊，她更愿意将之认作一种在戏剧里倾注柔情、交出真心的本能，“这让我能体察到警察心底柔软处，让我在故事里面对狰狞、凌厉后，会被出其不意的温暖情感击中”。
西山矿案，秦川询问白玲，马苏絮絮叨叨讲那些再也实现不了的美好生活，于和伟带着悲悯的眼神特别打动人。“演员演得太好，我在采风时真真见过那种眼神。”
徐萌说，编剧笔力所彰就在这儿，“透过皮肤，见血见肉见骨”。对刑警群像，人们通常觉得，他们惩恶扬善、铁面无私，同时洞穿人心人性、事事通透练达。徐萌看到的更深，“他们骨子里有执拗、不屈，灵魂高贵”。她常想起坐在崔道植这些刑侦大家跟前的感受，“哪怕什么都不说，你能感到灵魂洗礼，自己的笔也变得直接、朴素、坚定”。
富大龙饰演的陶维志就在如是心境下生长。“他是我誓死捍卫的角色。”徐萌形容这个人物“逆向而动”。在官方记载里，他很少被着墨。不是体制无情，而是在警察这一需要终身学习的行业里，新旧更替本身具有残酷性。“我为他落泪，哭的不是苦和累，是落差。”
时代向前、体系升级，跟不上的就被留在原地。六年，陶维志翻山越岭，常常四处碰壁、偶尔灵光乍现，不疯魔不成活，总差临门一脚。当真相最终降临，他痛哭一场，怅然离去。“创作可以当‘拾荒者’，捡拾不起眼的素材，再把它们生发出来。”对于陶维志们来说，一桩大案就是一辈子，虽有未竞之功，但他们的悲壮身影、执着灵魂在观众心里定格了。
编剧放不下的还有叶茂生，一个猝不及防就永别的角色。“写完生子牺牲那场戏，我不愿也不忍再看。”开播发布会，徐萌一见演员，泪水就止不住了。
一些根本来不及被看清样貌、记住名字的角色，也常徘徊编剧心头。在铁轨边一声“站住”正欲盘查张克寒的铁警、听闻枪声本能跑下楼梯的安保，“有时夜里醒来我特别难过，会想他们此刻在哪儿”。对这群保护我们的人、对警察职业，徐萌有深沉敬重、亦有不安。“有的牺牲壮烈英勇，但也有的何其无妄。”所有这些真实的血肉、骨头，她都想与观众和盘托出。
剧本倾注真心，导演、演员、制片，创作链上层层递进炼真心；荧屏外，观众也心有戚戚，“无尽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相关”。
剧里剧外，人心同频共振，徐萌觉得做编剧值得，“写剧本的出发点不是为个人宣泄，是对时代、对观众有话想说”——这部剧献给16万一线刑警，他们的付出，我们看在眼里。这部剧也献给观众，“或许为生活奔忙的人偶尔会嬉皮笑脸看似解构地面对一些事，但内心总有一块很干净、很热血的地方，它叫理想主义。”